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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十九大——開啟“隱性財富”之門——關注中國的礦產資源綜合利用

來源:地調局成都綜合利用所 作者:地調局成都綜合利用所 發布時間:2017-10-18

  1.疾風知勁草: 高度重視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是一個礦產資源大國,已發現礦產171種,查明資源儲量的159種,已探明的礦產資源總量約占世界的12%,居世界第三位。看到這樣的數據,我們是不是特別自豪和欣喜? 

  然而,世界總是充滿矛盾的,中國的礦產也是如此——這樣豐厚的自然饋贈卻有著重大的缺陷——貧礦多、難選冶礦多、共伴生礦多,其直接后果是,許多礦產的開發利用成本和難度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或者干脆就有不少花大力氣找到的礦,只能擱置。 

  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技術研究與應用是地質找礦工作和礦業開發的重要內容,是立足國內保障礦產資源供給的重要支柱!” 中國地質調查局所屬的中國地質科學院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所長劉亞川對記者說。 

  采訪劉亞川,源于一個多月前中國地質調查局在重慶召開的一次有關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新技術推廣的會議,那時的匆匆交談,讓記者對中國地質科學院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這個從新中國“一五”時期就專注于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技術研發的國家級研究所,以及中國地質工作者在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方面持之以恒的努力,有了大致的認識。而這一次,在2011中國國際礦業大會“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現狀和政策”分論壇再次見到他,記者更關注的則是,他作為一個國家級科研單位的領航者,對這項工作的發展有著怎樣的認識。 

  不可避免,話題還是從當前的形勢開始。 

  “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從低附加值轉向高附加值升級,從高能耗、高污染轉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級,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升級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線。中國礦產資源稟賦較差,因而我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成本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也是我國很長一段時間內亂采濫挖、采富棄貧現象嚴重的根源。可以說,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的背后是我國礦產資源粗放管理、資源利用效率低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大問題。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將對國土資源管理和利用方式產生重大影響。最直接的,就是大力推進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注重資源保護和合理開發。當前,礦產資源需求剛性上升、資源環境約束愈發凸顯,無論是保障礦產資源供給,還是改變傳統礦業‘高能耗、高污染、低產率’的發展模式,都需要充分重視綜合利用技術創新,努力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和高效利用。必須牢記總理的囑托。” 

  劉亞川所說的“總理的囑托”,是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9月2日在國土資源部考察時強調的“要大力推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注重資源保護和合理開發。堅持開源與節流并重,把節約放在首位”。兩個月前,這一消息從北京飛到成都,著實讓劉亞川興奮了一陣。 

  劉亞川又怎能不興奮呢? 

  在他近30年的地質生涯中,目睹、經歷了太多礦產資源綜合利用事業低迷而造成的茫然與困惑,即便是在上世紀末地質大調查轟轟烈烈啟動的“地質工作大發展熱身期”,礦產資源綜合利用也基本上是落寞地站在一個“被遺忘的角落”。那時剛剛擔任所長、天天為單位生存發展殫精竭慮的劉亞川,甚至上書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大聲呼號:“為了中華民族的千秋萬代,請重視和加強礦產資源綜合利用!” 

  “從國家經濟安全角度考慮,綜合利用技術滯后是一個巨大威脅。試想,如果國家花了大價錢找到的卻是資源價值不高甚至是呆礦,那這樣的付出又有什么意義呢?近兩年的整裝勘查成果中,就有一些大礦是典型的難選冶礦。記得幾年前全國礦產資源潛力評價項目辦公室總工程師、危機礦山接替資源找礦項目總工程師葉天竺曾說,這些礦‘沒有綜合利用就毫無價值’,在綜合利用方面應該是‘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我聽了特別高興,更覺得肩上的責任沉甸甸的。你想想,這種國家需求是多么巨大而急迫啊!” 

  “與地質工作一樣,中國的礦產資源綜合利用事業也有著大起大落的歷史。”劉亞川告訴記者,出于對礦產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方面的考慮,國家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制定了“礦產資源的綜合勘查、綜合評價、綜合開發、綜合利用”原則,但可惜的是,轟轟烈烈之后是長時間的邊緣化和冷板凳。幸而,包括成都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鄭州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在內的幾支隊伍堅持了下來,即便是在生存都岌岌可危的困苦年代,也沒有中斷對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新技術新工藝的執著探索。 

  而今,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已從黑暗的角落走上了炫目的舞臺。從國家領導人一再強調資源節約與轉變發展方式到一系列政策法規的陸續出臺,從國家斥巨資實施“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專項”到各大企業的自發“組團”攻關,種種情況表明,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已經上升為“礦產資源科技領域的一項重要方針政策”。“這是中國礦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更是歷史的必然!”劉亞川的話充滿激情。

  

2.潤物細無聲:

  

  “在我們單位最困難的時候,為了生存下去,我們甚至考慮過脫離中國地質科學院、離開國土資源系統,干脆成為一個科研企業,完全去市場上打拼。然而,國家級研究所的責任讓我們猶豫了——許多科技難關堪稱國際難題,不可能僅僅依靠企業的力量,國家必須保留著一批公益性的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技術科研隊伍。現在看,我們也幸好沒有走那一步。這幾年,在國家對礦產資源綜合利用重視程度一再加強的引導和推動下,我們也漸漸走出了低谷,拿出了一系列有宏觀影響的大成果。”回憶起曾經的艱難和動搖,劉亞川的神情有苦澀更有堅定。 

  劉亞川告訴記者,本世紀得益于國土資源大調查的支持,成都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在30多個礦區,針對國家重要的、難選冶的礦產資源開展了大量工作,形成了一批創新的選冶技術。其中的許多進展,堪稱驚喜。 

  比如,由于自主研發新藥劑“EM-1脫磷和EM-506陽離子脫硅捕收劑”的出現,“脫泥—反浮選脫磷脫硅”新工藝獲得成功,使酸性鮞狀赤鐵礦的開發利用成為可能。再比如,針對長江上游煤系硫鐵礦開發出的一套全面綜合利用清潔生產工藝路線,使長期以來浪費嚴重、大肆污染環境的煤系硫鐵礦資源獲得了新生。 

  這兩項成果記者之前也有耳聞,但這次來自項目領銜者的專業講解,則讓記者對綜合利用技術釋放礦產資源價值方面的巨大能量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先來看鮞狀赤鐵礦。 

  這是我國分布最廣且儲量最多的沉積型鐵礦。通過上世紀50年代末和70年代的鐵礦會戰等勘查工作,中國的地質工作者已大致查明了鮞狀赤鐵礦的資源地圖,探獲儲量37.2億噸,預測資源量則可達上百億噸。然而,這種鐵礦因鮞粒繁多、結構復雜、品位低且含磷高,選冶效果差,只能被迫戴上“呆礦”的帽子。為了喚醒這個沉睡的寶藏,相關的科研持續了數十年,直到近兩年,成都綜合所才在大地調項目《鄂西寧鄉式鐵礦利用工藝技術研究》的支持下,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新工藝不僅讓長久以來困擾人們的“磷高難降”、“鐵貧難富”難題迎刃而解,而且與其他工藝相比具有工藝簡單、成本低的顯著優點。這意味著什么?上百億噸的赤鐵礦正在被漸漸喚醒! 

  再來看看廣泛分布于長江上游的煤系硫鐵礦。 

  這種特殊的礦產資源是3噸原礦出1噸硫鐵礦精礦和2噸尾礦,而1噸硫鐵礦精礦中鐵和硫基本各占50%,可以說既是硫的寶庫更是鐵的富礦。然而,長期以來由于技術桎梏,煤系硫鐵礦僅僅用于產硫,而其中伴生的鐵礦資源則大部分被當成了廢棄物。不僅如此,由于利用率低,當地小硫磺廠、硫酸廠排出的硫酸渣堆積如山,成為危害土壤、水系乃至人類健康的“殺手”。如今,通過國土資源大調查項目《長江上游煤系硫鐵礦的綜合利用技術研究》,成都綜合所開發出一套綜合利用新技術,不僅可以大幅提高硫精礦品位,提高鐵礦物回收率,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回收硫鐵礦,降低選礦尾礦中硫的含量,使選硫尾礦和選礦尾水可全部獲得利用,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利用該技術,硫精礦品位可提高10%~15%,回收率可提高近30%。即便僅用于開發我國川南地區的煤系硫鐵礦資源,即可獲得10億噸硫和9億噸金屬鐵,相當于同時獲得了一座特大型硫礦山和一座特大型鐵礦山。”劉亞川算了這樣一筆賬。 

  還有什么能夠比現實更有說服力呢?而這,僅僅是成都綜合所近年來眾多科技成果中的代表。 

  在成都綜合所數不勝數的科研成就中,記者隨意摘錄了幾項: 

  選冶聯合深度除雜生產高鈦渣新技術,打破了國外的技術封鎖;鐵鈦混合熔煉新技術,大幅提高了攀西釩鈦磁鐵礦的鐵、鈦、釩的回收率,使我國這一珍貴資源得到更加充分合理的利用;選礦富集—加壓浸出—萃取新工藝,為微細粒復雜銅鉛鋅礦的開發利用提供了新途徑;開發氟碳鈰礦新型捕收劑,使微細粒天青石—氟碳鈰礦稀土選礦回收率從20%提高到60%以上;高硫高鐵高硅鋁土礦脫硅新藥劑和濕法預脫硅新技術,使重慶、貴州典型的難利用鋁土礦資源變成了可利用資源,且因回收利用其共伴生元素大大提升了資源價值;“選礦富集—氯化物助溶—加壓浸出—碳酸鹽沉錳”生產人造氧化錳新技術,攻克了高磷高鐵中低品位碳酸錳礦利用難關,生產出市場急缺的冶金用錳產品;花崗巖及其風化殼鈧礦選礦富集—冶金提取新技術,使單獨開發獨立鈧礦資源成為可能…… 

  一項項綜合利用新技術、新工藝,正在為國家釋放儲量巨大的緊缺資源,悄然改變著中國的礦產資源利用格局。

一個個綜合利用新技術正悄悄改變著中國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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